近日，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向《中國投資》指出，低碳經濟將成為未來世界的新規則，中國應抓住參與制訂規則的歷史機遇。

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和行動。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的《能源白皮書》提出，計劃到2050年建立低碳經濟社會。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政府紛紛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加以宣揚。美國政府一度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不關心氣候變化問題的反面典型，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發展低碳技術，擺脫對石油的依賴”。

李俊峰認為，如何發展低碳經濟，更重要的是依靠創新，而不僅僅是技術，“低碳經濟更多的是個觀念問題”。

中國積極參與制定低碳經濟規則

《中國投資》：您如何看待低碳經濟對未來國際競爭帶來的深遠影響？

李俊峰：低碳經濟是當今世界熱炒的話題，它似乎是一個技術問題，或者經濟發展模式問題，但低碳經濟的背景和意義遠不僅僅如此，也許它的背后是和聯合國憲章、關貿總協定一樣，是規制世界發展新格局的又一個新規則，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低碳經濟發展宣言。

一個國家低碳經濟戰略的制訂，可能會像工業革命一樣，關乎一個經濟體在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低碳經濟是一個契機，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利用大智慧、大思維贏得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更大空間，是這場低碳G濟的世界博弈中國所企求的結果。

這個規則比第一和第二個規則更復雜，談判的過程可能更艱巨。第一個規則，國際社會用了人類5000多年的相互殘殺，特別是第一和第二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達成了共識，雖然只是3個大國，即前蘇聯、美國和英國主宰了世界；第二個規則是在200多年工業文明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主導的，現在還在完善之中。

低碳經濟規則最核心的問題是，要用劃分環境容量的形式，瓜分世界越來越少的化石能源資源，其最根本的措施就是發展低碳經濟，或者說高效地利用有限化石能源。換言E，這個規則是規制世界上國家、民族、企業和個人利用化石能源的權利的原則和法律。這要成為世界共同尊重和遵守的法律還需要曠日持久的談判。

我們對于低碳經濟發展引發的相關經濟領域的挑戰應該有明確的認識。歷史證明，任何一種全球發展規則的確立，背后都是各個國家經濟利益的角力與平衡。對于低碳經濟這樣每個國家都想抓住的機遇，它的開幕注定是一場更為驚心動魄的、國家、地區等各經濟體之l智慧的較量。比如，碳融資背后的金融陷阱，打著技術轉讓旗號的能源掠奪，這些都應該引起發展中國家的警惕，從全球的視覺，更宏觀地思考與判斷。

《中國投資》：當前主要國家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采取了哪些舉措？這對于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有哪些啟示？

李俊峰：力推低碳經濟的國家、國家集團已經有所準備，例如美國、歐盟、日本在上世紀70-80年代就開始打造低碳經濟的技術基礎，提高能源效率，發展可再生能源，特別是歐盟各國，自1980年以來，在基本上沒有增加化石燃料的前提下，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發展。例如丹麥，自1974年開始率先實施開發和節約并重的能源方針，大力開發北海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積極開發本土的風能和生物質能，大力提倡節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到2005年，在30多年的時間里，以能源零的增長，保證了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按可比價格計算的GDP增長了3倍多，1990年和2005年相比，GDP增長了75%，而能源消費增長幾乎為零。

發展低碳技術，為這些國家的技術出口奠定了良好基礎。如丹麥，2005年出口的能源P術產品和服務（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技術、產品和服務等服務于低碳經濟的技術出口）收入，由1992年的50億丹麥克朗，提高到接近400億克朗7年里增加了8倍，顯然，以丹麥為代表的歐盟各國，乃至大多數發達國家，將在低碳經濟的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

可以看出，低碳經濟是中國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企業發展所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與其對抗它，還不如選擇它。

我們在過去的發展中，失去了參與制定聯合國憲章、關貿總協定這樣一些關系國家根本利益的國際大法的歷史機遇，以至于在以后的許多情況下，出現了我們不喜歡它，但又不得不接受它的窘境。幸好我們參與了第三次有關世界新格局的規則制定，并且是重要的一方。應該重視這一歷史機遇，本著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積極參與這一新世界規則的制定。

發展低碳經濟潛力巨大

《中國投資》：哥本哈根會議并沒有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對我國的影響體現在哪里？對哪些產業和技術領域的影響最大？

李俊峰：此次哥本哈根會議沒有達到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有著深刻的背景。首先金融危機還沒有過去，各國都還在努力消除金融危機的影響，精力都用在促進經濟復蘇。當然，最根本的是氣候變化還沒有發展到威脅各國根本利益的階段，還有一些可質疑之處，所以各國都是說得多，做得少。歐盟也沒有韁市緣某弦狻

但是哥本哈根協議是一個好的開始，重申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了雙軌制和巴厘路線圖。哥本哈根肯定不是巴厘島路線圖的起點，也不會是終點。以后的談判會更加艱苦。

對我國而言，不管有沒有協議，中國除了低碳經濟道路外沒有別的選擇。中國過去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資的發展方式是難以為繼的，是不可持續的。

這也表明，低碳經濟對我國比對國際更重要，發達國家在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中排放增長不大，而我國從1980年到2009年以來，排放從6億噸標準煤增加到了30億標準煤，如果不加以約束，2020年或者30年后，排放總量再增加幾倍是不行的，所以必須走低碳之路。這是我們自主選擇的道路，除了這條路外，無路可走。

低碳經濟對所有的產業而言，都有影響，所有的產業都有發展低碳的潛力。傳統產業必須要提升能效，更重要的是要打造新興產業，發展高附加值產業，生產精致消費品，發展民族品牌。品牌消費本身就是低碳經濟。我常舉例，都是一樣的大棚、土地、農民，荷蘭種出來的花卉就賣天價，我們云南的花卉，就像大白菜一樣賣。

我們太迷信先進技術了，全球100年不產生新技術，世界也會過得很好，但不創新觀念那就將是一場災難。技術本身是不值錢的，是品牌值錢。如何利用現有技術，創造更好的品牌，是我們需要仔細考慮的。要敢于創新，創新也是品牌創新，這要在觀念上進行轉變。

《中國投資》：有觀點認為，要實現我國的自主減排目標難度很大，您怎么看？

李俊峰：對發達國家來說，完成指標也很困難，都很困難。但我們必須要痛下決心。我國從2003年到2008年能源增長非常快，但是煤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基本沒有改變，清潔能源只占7％-8%。目前日本的清潔能源比例是20%，歐洲是20%，美國30%，巴西在50%以上，我們低碳經濟的競爭力很低。這種情況不改變不行。必須改變我們傳統的思維方式，不能還在國內資源上做文章。

《中國投資》：發展低碳經濟需要新的激勵機制，讓人們自主選擇低碳方式才是長遠之計。對于如何發展低碳經濟，您有何建議？

李俊峰：國務院提出要把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納入“十二五”規劃中，作為約束性指標。但更重要的是，要采用經濟手段。低碳經濟首先是一種經y，也就是說要用市場化手段，要制定更有利于推廣的政策。WTO之后，市場經濟是唯一合法的體制，低碳經濟也必須走市場化道路，必須服從市場規律。

歐洲為何能在低碳經濟上走這么遠，他們采取了碳交易制度，EUETS（歐盟排放貿易體系）制度，推動了低碳經濟的發展，德國、丹麥等采取了新能源政策，造就了新能源產業，我們要學習國外經驗，出臺系列鼓勵低碳經濟政策，才能使產業發展。

地方政府要下決心，高碳產業像鋼鐵、水泥這些行業已經過剩了就不要快速發展了，必須要做好規劃，要創造出好的發展思路。如芬蘭，過去P要以紙漿、化肥為支柱產業，后來發展了通訊業，培育出諾基亞這樣的全球企業品牌，徹底改變了它的產業結構，從高碳轉向了低碳。

還應該注意的是，低碳經濟不能找捷徑，這是沒有捷徑的，要形成至少需要20年、30年的時間，歐洲都是花了30多年的努力才達到今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