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上，溫家寶總理向全世界宣布了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這一減排目標的d度到底有多大？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才能實現？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石油化工行業的產值將帶來怎樣的影響？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PECE）組負責人鄒驥。該課題組長期跟蹤重點低碳技術的發展動態。鄒驥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自2000年至今年8月擔任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國政府專家組成員、談判代表團代表。
40%～45%指綠起來能夠著
記者：目前中國的碳排放總體情形如何？
鄒驥：中國的碳排放總量雖然很高，但人均排放只剛剛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中國目前的人口和城 化水平、經濟結構、發展階段、能源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和國際分工等現實原因，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呈上升趨勢，要作出減緩碳排放的努力對中國來說并不容易。從能源資源稟賦看，我們腳下埋的最多的是煤，而不是石油、天然氣。產生相同的熱量，我們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別人多，這使 我們在碳減排上與別人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同時，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了我們的房子還沒蓋夠、鋼鐵也沒煉夠、合成氨和乙烯等高耗能的產品還得繼續大規模生產，碳排放尚未達到峰值。不過“十一五”期間，中國節能減排力度很大，取得了明顯成效。2008年單位GDP能耗已經比2005年下降了10.1%（根據第二次經濟普查結果調整該數為12.45%）。
記者：您覺得2020年中國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40%～45%的承諾是否合適？
鄒驥：我認為這個指標是科學的，而且這一指標是經過論證的。我們課題組的研究表明，這樣的目標對國內而言是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對國際而言是合情合理、講究分寸的，因此該目標是恰當的，也是可行的。
我們的研究模型分別設定了基準情景、控排情景、減排情景三種情況。基準情景就是把現在的節能減排技術、政策措施都堅持下去，不再額外增加政策措施的力度，不再出臺新的措施，先進節能減排技術的應用也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也就是不采取更進一步的措施增加投資和引進新技術。這個情景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踮著腳能夠著”。事實上，從什么都不做到進入這種基準情景本身就要花很多錢，也就是說進入基準情景也需要很大的投入。在該情景下，中國單位GDP碳排放量在2020年應比2005年減少30%左右。
控排情景意為在現有節能減排措施的基礎上，要額外增加內容或加大實施力度，節能減排技術的應用取得顯著進展。相對基準情景而言，所需要支付的二氧化碳增量削減成本將提高，也就是“跳起來能夠著”。從踮著腳到跳起來，表明了要付出努力的程度。在這一情景下，我們設定了三個子情景，即將減排目標分別設定為40%、45%和50%。研究發現，40%～50%這個碳強度減少幅度區間所對應的增量成本處于迅速遞增的臨界區。這主要是因為可供選擇的負成本和低成本減排技術所提供的減排潛力已經用盡了，繼續提高減排量就需要動用比較昂貴的技術，并付出高昂的增量減排成本。
減排情景是更為激進、更極端的一種模式，描述了中國在2030年達到排放頂點，并力爭在2050年實現最大減排量的約束下，中國所能采取的技術措施和付出的相應經濟代價。就是說我們不惜工本，不怕國民經濟受損失、就業受影響、人民生活改善停滯、貧困地區幾十年里改變緩慢等代價，把大量的社會財富都用到節能減排上來。從純粹技術可行性角度看，是有可能在2030年出現排放峰值的，但經濟代價即螅不具備經濟可行性。
因此中國將控排目標選擇在增量減排成本面臨迅速上升的40％～45%這個臨界區域，而且是作為自主減排的目標，并沒有對應的國際技術和資金援助要求，也不作為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承諾，這樣的安排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國際社會而言都是合情合理的。
減排承諾是外壓更是內在需要
記者：您覺得中國為何要做出“跳起來能夠著”的減排承諾？“踮著腳能夠著”還不夠嗎？
鄒驥：中國之所以對氣候問題這么重視，向全世界宣布這個減排承諾，是國內外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這不僅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需要，更是中國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從國內角度看，中國提出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40%～45%碳減排目標，是自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X在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加速淘汰國內低技術、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的低端制造產能，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產出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因而，實現減排40%～45%目標對于中國人民和企業來說，是實現經濟、科技以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都向低碳轉型的一場深刻革X。
從國際角度看，碳排放權的實質是發展權。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國際責任體系X立過程中的權利分配問題。在對溫室氣體濃度提出限定要求的情況下，溫室氣體排放容量正在成為新的稀缺戰略資源，事關經濟發展戰略空間和發展權利。低碳經濟形態的形成將重新定義長期競爭力，具有廣泛而重大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含義，進而關系到國際戰略競爭的格局。
記者：中國要實現這個目標，將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鄒驥：發展低碳經濟將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促進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中國可發揮后發優勢，走G越式發展道路，提高未來國際競爭力，改變目前在國際上處于產業鏈低端的不利地位。
當然，我們面臨的挑戰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國經濟發展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背景下相對較高碳密度的重化工業主導階段，能源稟賦以高碳的煤為主，未來低碳技術戰略儲備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仍然薄弱。然而減排量背后蘊藏的實際上是未來的技術選擇。我們現有的技術只能夠對減排做出非常有限的貢獻。在控排情景下，中國還需要60多種骨干技術來支撐節能減排，包括能源生產、供給和使用的技術。這樣的技術必須得到廣泛地、大規模地運用，才有可能把碳排放量控制住。從現階段看，其中有40多種是中國不掌握的核心技術。從未來的技術情景來看，中國要發展可再生鱸礎⒑四艿惹褰嗄茉矗可能會遇到一些技術上的制約，導致未來這些技術的進一步部署和推廣受限。
石化行業排在第三損失產值數千億元
記者：中O要實現承諾的減排目標，將付出怎樣的代價？
鄒驥：從成本角度看，中國如果在2020年時達到碳排放減少45%的目標，則今后10年每年將多付出300億美元的增量成本，相當于每個中國家庭每年要多負擔64美元。如果把實現新承諾將造成的潛在宏觀經濟損失、特定行業的失業以及提高貧困弱勢群體的生存成本等因素計算在內，則中國需付出的代價更為巨大。
從GDP損失角度看，利用我們項目組開發的動態模型模擬得到的2020年GDP損失分別是3384億元和5862億元（按2005年不變價計，分別占當年GDP的0.64%和1.11%）。可以看出，中國公布的40%～45%碳減排目標，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需要經過艱苦努力“跳”起來才能達到。除了考慮減控排目標直接帶來的GDP損失外，還需要考慮社會成本，以及減排過程中各種資源投入的機會成本。
記者：能不能具體談一下石油化工行業受到的影響？
鄒驥：我們課題組利用動態模型對重點行業的產值損失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損失產值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如果單位GDP碳排放在2020年比2005年分別下降40%和45％，損失產值高達1995億元和3528億元，產值損失比例分別是3.84%和6.79%；其次是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產值損失分別是1842億元和3142億元，但其產值損失比例在所有行業中最大，分別達到14.13%和24.12%；產值損失腦詰諶位的是化學工業，損失產值分別是1394億元和2430億元，損失比例分別為1.25%和2.18%。
同時，當減排40%和45%時，與石油和化學工業相關的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損失產值分別為989億元和1747億元；燃氣生產和供應業損失產值分別為188億元和310億元；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損失產值為254億元和450億元；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產值損失分別為34億元和60億S。坦率地說，石油和化工行業的產值損失很大。
記者：石油和化工行業具體將要承S多大的減排份額？
鄒驥：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剛剛結束，此前大家的注意力主S在中國的整體減排目標上，對于各具體行業的單位GDP碳排放指標分配額國家尚未公布。我們課題組也還在計算，目前尚沒有具體的數字。可以確定的是，未來這個指標將會納入中國的發展規劃。今年6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會議上已經提出，“要把應對氣候變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采取法律、經濟、科技的綜合措施，全面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各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