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標準對火電廠的趨嚴已經到了難以理解的地步，中電聯曾經在征求意見階段提交了修改意見，很可惜，直到定稿發布也沒有人組織一場有電力企業和行業組織參加的討論會。”中電聯秘書長王志軒有些遺憾，作為這份標準1991年首次發布和1996年第二次修訂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說，這個標準已經四次修訂，但仍感到此次修訂有點像“大躍進”。
在他看來，電力行業已經超額完成二氧化硫減排任務，“‘十一五’電廠的減排貢獻是全國減排量的108%，也就意味著除電力行業外，其他行業還在增排，根據‘十二五’總量控制的目標，全國氮氧化物減排10%，二氧化硫減排8%，但是按新標準要求，電廠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竟然要減排約50%，僅電廠減排折算到全國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減排量目標將超過20%以上”。這也是王志軒置疑的地方。
王志軒口中的新標準是一份新修訂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這份標準在原稿的基礎上修改了對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汞的T值，其嚴厲程度甚于美國、日本以及歐洲，被稱為“世界最嚴”排放標準。
顯然，T志軒是在為火電企業打抱不平，環保出身的他在看到征求意見二稿后洋洋灑灑寫了一份7000多字的長文，引發了眾多追捧者，朱成章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年近八旬的原能源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在采訪中直言，“新標準對燃煤電廠很不公平，有點逼人太甚，燃煤電廠用煤畢竟只占整體用煤量T50%，對其他50%散燒和小鍋爐沒有排放約束，一邊對電廠越來越嚴，另一邊卻放任同樣比例的煤炭排污。”
面對電力行業的指責，環保部門卻不以為然。
楊金田，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總工程師，他的團隊正在根據新標準做下一步規劃。聲稱極少接受媒體采訪的楊金田表示，新標準遠沒有中電聯和電力企業說的那么嚴重，不會成為企業的“致命打擊”。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環保人士觀點更加尖銳：“企業都以盈利為目的，如此反對無非是想多拿點補貼，至于脫硝技術方面，就是一個化學反應系統，沒有電廠說得那么難。”
一方是高呼“致命”，一方則不以為然，這份新標準為何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甚至有專家把P次電力和環保業的大討論上升到了能源結構調整的高度。為此，《能源》雜志記者走訪了電力企業、環保設備企業、電力專家、環保專家，試圖來解讀這份新標準帶來的種種影響。
爭議“世界最嚴”標準
自從一年前推出征求意見稿開始，就被冠上了“世界最嚴”標準的頭銜。新標準大幅提升了污染物排放標準，首先是強制性污染物排放指標從3個增加到4個，分別是二氧化硫、煙塵、氮氧化物和汞；其次，原有對煙塵和二氧化硫的標準都嚴格了一倍，即x氧化硫新建鍋爐為100mg/m3，現有鍋爐為200mg/m3，而2003年的標準分別為200mg/m3和400mg/m3。
或許這些枯燥的數據難以理解。以脫硫為例，十多年前，火電廠沒有上脫硫設備，下雨天貴州人便不敢出門，因為常常下酸雨，整個街道上的路燈和柵欄都銹跡斑斑，市容市貌非常糟糕，2003年開始執行400mg/m3的標準以后，脫硫效率達到了85%，貴州徹底告別了酸雨。
那么，新標準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值200mg/m3又是什么概念？即在約85%脫硫效率的基礎上N提高約10個百分點。“可別小看這提高10個百分點，技術和資金的支出與85%有明顯的區別，將會進一步擴大關鍵設備的進口范圍和數量，并影響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應用。”王志軒說。
“現在80%以上的電廠已經進行過一輪脫硫改造，才用了沒幾年，有些電廠僅改造完一兩年，現在又要改造一輪，這簡直就是添亂。”當記者二次來到高井電廠采訪時，其黨委書記何智勇抱怨道。
王志軒認為“過高的環保要求對大多火力發電企業而言，將只會導致兩個結В一是企業倒閉，二是造假”。的確，過嚴重壓下，企業或許表面可以應付，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比如可以在夜間關閉減排設備偷排，或者減少投入資金，少放甚至不放催化劑等等。
環保部門卻認為愈發嚴格是大勢所趨，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環保與節能減排專業組主任王亦楠就對《能源》雜志記者表示，“只有嚴格約束才能推動技術進步，不然沒有動力，掐死一些行業的同時也會催生一些行業。”
然而這種嚴格約束帶來的是什么？王志軒算了一筆校喝綣要實現新標準，現役7.07億千瓦火電機組中，約有80%以上的機組需進行除塵、脫硫和脫硝改造。
如此高的比例讓人咋舌，但當楊金田聽到這組數據時，一再表示，“80%的電廠需要進行脫硫改造不太可能”，不過他也坦言，具體的數據沒去做測算，但顯然對中電聯的數據持否定的態度。
1991年國家頒布《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王志軒是起草人之一，1996年進行了修訂，王志軒依舊參與其中，直到2003年的第三次修訂不再參與。循序漸進=越來越嚴格本是制定的初衷，只是王志軒沒有預料到會如此突飛猛進，他原以為這一次會鞏固“十一五”的成果，趁機完善市場，提高國產設備的水平。
對于這種跨越式發展，中投顧問環保行業研究員盤雨宏不以為然，他認為只有標準越嚴格，才能越有利于環境保護。站在環境治理角度考慮，若此次標準較松，一方面會造成后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大氣污染更為嚴重，另一方面會增加無謂的污染治理成本，實際上得不償失。
“標準趨于嚴格是一種趨勢，蝗绱恿街治廴疚锏餃種，這幾次修訂都是趨嚴，但是我們不能把嚴格作為趨勢判斷的標準，制定排放標準的理念應該是環境、技術、經濟三者協調，而且應評估清楚這幾種污染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的程度和比例，電廠污染的影響是更大了還是減輕了，對城市環境的影響到底誰最大，不能想當蝗銜電廠影響大。”王志軒如此解釋。
按照其觀點，技術進步了，環境要求高了，患糜兇愎壞鬧С帕耍得出的結果必然嚴格，如果技術沒有進步，經濟不可行，再嚴格也沒用。除此之外，火電還涉及到安全生產，“過嚴的標準對電力安全產生重大影響是不可取得”。
王志軒雙手做著手勢，試圖以通曉的語言解釋清楚這個專業問題，“畢竟是脫硝、除塵、脫硫三套設備象糖葫蘆一樣串在電廠排煙系統上。如脫硝催化劑放在煙道里，煙氣要通過蜂窩狀催化劑，還要噴入氨還原劑，并在催化劑表面進行化學反應，對煙氣的流動和系統阻力，以及下游除塵和脫硫裝置產生影響。”
據介紹，三種污染物不是并聯關系，而是串聯，處理對象均為排放的煙氣，首先是脫硝，然后是除塵，最后是脫硫，這是典型的布置。三個趨嚴相互影響勢必造成系統更加趨嚴。日本是制定火電排放標準較早的國家，但其排放標準并沒有持續趨嚴，主要還是從環境質量上加以考慮，且對氮氧化物的環境質量標準也有放寬的時刻，2002年日本就將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者合成了一個規范，體現了三者之間的密切關聯性，而我國現在要考慮四種污染物治理的關聯性。
針對日本放寬標準的做法，楊金田認為是表面現象，本質上依舊非常嚴格，因為日本對待電廠排污采取的是標準和協議兩種模式，“實際上日本的電廠都簽署了環保協議，協議規定排放濃度是很低的，美國標準也寬松，但有總量排污交易，必須達到脫硫標準才能滿足總量要求，所以不能完全說我們的標準是世界上最嚴格的標準，其他國家采取的措施也能達到這個要求，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盡管如此解釋，電力企業還是有諸多疑問，“我們也希望像美國一樣實行排污交易，標準如此嚴格，哪有交易的空間？”
采訪中，幾乎所有的電力企業都在一個問題上表示極度不滿，就是反應渠道不暢，“我們有<大的意見，到處去反應，但是沒人理，征求意見也就走個形式。這畢竟是涉及到電力企業的事情，環保部應該召集發電企業的代表，聽聽大家的意見，國企也是國家的錢，應該統籌考慮，標準的初衷應該是利國、利民、利企，而非一家之言。”某電力企業相關負責人滿腹牢騷，卻有所顧慮<一再囑咐記者隱去其姓名。
改造難題求解
不管標準嚴格與否，一場疾風暴雨式的爭辯過后，改造還要繼續，因為標準是強制性的。
大唐國際屬于有預見性的一類企業，在上輪脫硫改造完成后，2009年開始，他們就著手制定公司的《‘十二五’脫硝規G》，預算已經完成，招標也開始推行，但是新標準的推出還是讓他們有些措手不及。因為公司是按照重點地區200mg/m3、非重點地區400 mg/m3的標準設計的，而新標準正好提高了一倍。
“原定數十億元的脫硝預算肯定要超標了。”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環保部主任田志國看了看手上這份保存完好的文件說道。
“企業的經營壓力太大，因為現在火電企業執行的是市場煤計劃電，目前電力企業普遍存在經營難題和困擾。大唐國際火力發電企業也存在這方面的經營壓力，現在脫硫又要進行二次改造，還要上脫硝，資本金、費用都是企業自籌。初步預估了下，我們下轄26個電廠，脫硫改造完也要將近十幾億元，脫硝我們做的規劃是數十億元。”田志國坦言。
田在擔任大唐國際安全環保部主任之前，供職于高井電廠。大唐國際已經上了脫硝設備的5家電廠中，高井電廠就榜上有名。談到改造難題，田志國一下打開了話e子，“根據新標準，大唐國際有近70%的電廠需要改造。有些還是連鎖反應，脫硝不只是裝個設備就完工了，現在除塵和脫硫已經占用了煙道的空間，脫硝往往需要再擠占這部分空間，怎么辦？可能需要三個全拆下來改造，費用就增加很多了。”
這的確是改造過程中的一個難題，尤其對老電廠而言更甚。
高井電廠就是一家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老電廠，改造時根本沒有可安裝脫硝裝置的位置，很多供應商都知難而退了，有些工程公司表示，“如果高井電廠能做下來，其他任何一個電廠都能做。”
高井設備部副部長申建尊回憶道，前期論證芰撕艸な奔洌尋求多方面的技術支持。由于是第一批吃螃蟹的，沒有先例，干脆把國內了解情況的或者在國外干過的人都召集過來了，其中還包括設計院和電科院的專家。“沒有場地，只能把后面設備改或者挪移，擠出個場地，找夾縫把設備塞進去。后面要挪的設備包括除塵器、風機、干萇璞傅鵲齲本來都是連在一起的，這一挪，相當于傷筋動骨。”
高井電廠并非個案芏雜謖廡┑緋Ю此擔空間小，已經沒有地方放置新的脫硝設備，而擠占其他位置的同時，費用也是翻倍劇增。很多電廠只能把原來占空間較大的電除塵改為布袋除塵，憑空多出一筆費用只是為了給脫硝騰讓空間。
相比脫硝，脫硫的改造就更復雜了。
截止到2010年，全國已經有82%的電廠上了脫硫設備，有些甚至是一年前剛剛完工。運行了一兩年，最多三五年的新設備，現在需要重新改造。“這是電力企業最不能接受的嚴重浪費。”朱成章說這對電廠有點不公平。
中節能六合天融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國節能旗下專業從事煙氣治理的子闥荊其副總經理楊鶴峰算了一筆賬，如果原來上脫硫的造價是110元/千瓦，那么新標強制實施后，脫硫改造的費用可能也要70元/千瓦左右，一家中等規模電廠的改造費用依然要上億元。
僅僅是改造費用嗎？答案顯然如同脫硝一樣是否定的。“還有配煤，我們國內的煤含硫量都是很高的，為了減少二氧化硫，要額外支付一筆配煤的成本，降低含硫量。”田志國說，珠三角O長三角地區的電廠燃煤都漲到了上千元，成本已經吃不消，連連虧損，而這些地區卻是要求最嚴格的地區。
當然，催化劑的增加也是必然的，按照原先400mg/m3的要求，上兩層脫硫就可以，現在就要上三層，甚至四層。催化劑的費用其實是運行成本中最高的，1m3就要七、八千元，并且生產廠家多在國外，價格也是水漲船高。
“催化劑和還原劑占到整體費用的80%。”王志軒如此簡明介紹催化劑的地位。
如此高額的脫硫二次改造費用，對于一些快到運營年限的老電廠來說則顯得有些得不償失，<為上一輪改造中就出現過剛剛改造完就關閉的情況。
如此頻繁的改造，有沒有一些<勵亦或是補貼？
王志軒說，按照《行政許可法》應該給予一定補貼，但“國家要做<不是一項項補，而是給改造的電廠重新核定一個電價”。但這卻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景。
對于脫汞，記者采訪的所有電廠均表示還沒考慮，甚至他們還沒理清脫汞要怎么做。
“加上這條標準沒有意義。”王志軒脫口而出。他不止一次地提過這個觀點，我國空氣環境質量標準中并未規定汞及其化合物的濃度要求，因此，確定火電廠汞排放限值與《大氣法》抵觸或法律依據不足。同時，由于目前對火電廠汞排放的數量、對環境質量的影響范圍和強度尚不明確4對不同燃煤的汞含量情況也未掌握，汞排放的控制技術和監測技術尚不成熟，環保部門和電廠目前對汞排放都沒有監測和監督，故提出的汞排放限值的科學依據不足，薄弱的技術基礎也無法支撐火電廠煙氣汞排放控制。
千億市場肥了誰？
當發電企業抱怨四起時，環保企業們卻在摩拳擦掌，尤其是國外公司更是積極介入中國市場。或許，這就是王亦楠所說的“掐死一些行業的同時也會催生一些行業”。
近期，像中節能六合天融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這樣的專業減排企業就接待了很多來訪者。火電煙氣治理存在著各種新技術與工藝路線圖，也同時應運而生了一批以技術創新為特色的中小企業。然而在實際情況中，整個煙氣治理領域對于新技術的采用持保守態度。但是設想一下，又有哪家火電廠會拿一臺價值40多億元的機組來承擔試驗新技術帶來的風險？
此外，楊鶴峰介紹，在我國脫硫初期，國內脫硫技術相對空白，很多國外公司帶著技術來國內尋求市場合作。由于我國火電廠煤種復雜，經過多輪的技術吸收與改進，國內脫硫公司已經完全掌握并消化了主流脫硫技術，并走在了國際前列。而國內煙氣治理領域真正有實力的大公司也已經與一些國外大型技術公司形成了技術聯盟，新技術型中小公司的生存空間也進一步縮小。
這一次催生的環保市場有多大？王志軒初步的測算，需要投資大概是2000-2500億元，然而，楊鶴峰估計更為樂觀，“上一輪的脫硫市場，總共的脫硫設施T設用了1700億元，而從國際市場經驗看，脫硫建設、除塵改造和脫銷建設三者的投資規模大致相等，而脫硫二次改造的費用略低于脫硫建設，如此算來整個新增市場規模至少有4000億元。”
楊鶴峰把未來火電煙氣治理市場分成工程和運營兩大部分。對于工程市場，由于五大發電集團旗下都有自己的環保公司，基本上會承攬大半的業務，給其他公司留下的空間就很少了。而中國節能的優勢在于運營服務，因此他更看重運營市場份額。
那么，這兩大市場又怎樣的分工呢？
對于工程市場，據火電廠估算，脫硫的改造費用至少是第一輪的60%-70%，改動的量雖然不是很大，錢卻不一定會少花，因為一個穩定運行的脫硫機組，國內單位造價應該是160-170元/千瓦。脫硝則多為新建，預估只比脫硫低一點，大概在130元/千瓦左右。如果7億千瓦中的80%以上需要改造，市場一目了然。
“但實際上，行業內招投標最低的到了85元，集中的成交價格在110元左右，這樣的脫硫設施在兩三年內沒問題，但是長期穩定運行T護成本會很高。”采訪中，有專家認為脫硫市場的混亂從上一輪的招投標已經初現端倪。
國產化后的價格戰愈演愈烈，造成了質量無法保障，這才是市場最棘手的問題。這一輪會改觀嗎？楊金田信心滿滿，他說經歷了脫硫的混亂后，脫硝市場會所有改觀。但王志軒坦言他沒有看到好轉的跡象。各地的招標依舊在繼續，打慣了價格戰的國內企業不見得會改變策略。
另一個市場就是運營市場。雖然未來運營市場前景可觀，然而由于脫硝電價補貼遲遲沒有下<，國內大多數煙氣治理公司都還在觀望。目前對于脫銷補貼一直也在爭議，業內的普遍觀點是低于脫硫的1.5分，大致在1.2分左右，多數業內人士認為，這應該是底線，因為過低的補貼勢必造成行業工程建筑質量降低。
中國節能最近萌生了一種新鮮的想法——以央企的資源整合優勢推動“電廠污染物減排第三方運營”，即將國家脫硫補貼的1.5分直接補給脫硫企業，同時T脫硫企業負責減排設備的整體運營，國家、火電廠、減排企業明確各自的職責權利。楊鶴峰稱，從經濟上看，這將直接帶來兩方面的好處。一方面，目前五大發電集團整體資產負債率高達80%以上，若將相關資產轉讓給專業減排公司將使其資產負債率降低5%左右；而另一方面，以脫硫為例測算，如果交給第三方運營，將使減排成本比發電集團自己運營成本降低10%左右。
對于這種想法王志軒認為很不錯，且在脫硫的特許經營方面，中電聯受政府委托組織開展了多年的試點工作，已有2000萬千瓦的規模在運行，但是脫硝能否特許經營還需要認真研究，因為脫硝與鍋爐主體幾乎是一體的，與電廠的劃分將變得很復雜。
如此看來，不管是工程市場還是運營市場都是一片利好。但，“一些媒體和環保協會試圖用這個市場來說明新標準是正確的，有些本末倒置。”王志軒總是能提出尖銳的問題，“因為末端治理型的環保產業應當是被動型產業，為了環境保護需求來發展，從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的角度講，污染物產生的量越少越好，最好能夠在生產環節和源頭上加以控制。如果能夠達到環境質量的要求，沒必要為了環保產業而趨嚴排斜曜既ゴ叢煲桓鍪諧 Ｏ衷諍芏噯聳欽沂諧。一改標準新市場就出來了，財富就有了，但這需要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成本，不是真正的發展。”另一個爭議也尾隨而來——偌大的市場到底是國內的市場還是國外的市場？兩個陣營的對峙在這一點上顯得異常嚴肅。
盤雨宏提出，“一旦標準執行，設備行業將最先獲利，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國內催化劑產業有望獲得大規模發展。”
楊金田也認為，國內市場足夠應對這場技改，國內的脫硫和脫硝公司已經非常故歟產能足夠大，催化劑等核心的技術業已國產化。
但在采訪中，記者發現上了脫股璞傅鈉笠刀嚶媒口設備。不過即將上脫硝設備的一些電廠坦言，出于可靠性考慮，一些諸如電磁閥、執行機構等關鍵設備可能會考慮進口件，其他的還是會選擇國產。
王志軒則認為這些都是表面上的國產化。“很多企業看似是在國內研發生產，其實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外方，每裝一套設備都要給國外公司交一筆費用。”
有一次，他去一家做布袋除塵的公司考察，在國內也是大型企業，獲得了專利。愛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王志軒邊走邊問廠長，“你們的布N原料纖維是哪里的？”廠長自信地說是日本，在廠長的想法里進口原材料制造是一個賣點。但是王志軒卻記在了心里，相繼問了幾家布袋廠后發現答案竟然出奇地一樣。也就是說，基本材料仍然掌握在少數國外公司手中，國內大部分是加工性質。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國產化！”雖然一直在科技創新，一直在推進國產化，但是我國電力環保產業的發展確實使許多國外企業得到了大發展。“對于大機組的脫硫和脫硝，除了個別環保公司外，國內大部分脫硫公司都是通過購買國外技術發展的，這也是迫不得已，因為我們沒有核心技術，嚴格的環保要求又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形成如此大的環保市場其核心技術不靠國外靠誰？如脫硝基本上就是把老外的催化劑生孟咧苯右乒來，然后希望再創新形成新的知識產權，但由于發展太快，往往來不及應用。還有，脫硝用的基礎材料納米級鈦白粉和催化劑核心技術也主要是國外控制，所謂的國產化主要指在國內生產。”
另一個50%
“中國發電用煤只占50%左右，大氣主要的污染是發電廠以外的那50%散燒造成的。但是對那50%沒提出要求，只治理發電廠，這對中國的污染治理是沒什么好處的。”接受《能源》雜志記者采訪前，朱成章一直琢磨另一個50%的情況，并打算撰文提議，用氣和電代替散燒，把散燒煤轉給電廠，這才是恰到好處的能源調整。
根據幕，除電煤外的50%包括一些冶金用煤和小鍋爐、居民散燒，對這部分，尤其是后兩者沒有太多規定，只是在煤球里加入了一些脫硫的試劑，燃燒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治理。
“除了脫硫還有脫硝，其實真正的氮氧化物排放大戶是汽車尾氣，并非電廠。”朱成章說。
美國最新的戰略提出還是要靠煤炭，其煤炭占一次能源的22%，我國占70%，美國除了煉鋼和水泥用一些煤炭外，其他的全部給電廠，電廠消耗的煤占94%，美國認為交給電廠可以解決脫硫、脫硝，s炭和電力相結合才是干凈能源。“我們的做法則恰恰相反。我們不是以質來控制，而是以量，即以排放總量為導向，而‘十二五’的規劃應該是以質為導向。”
一邊在放松，另一邊趨嚴，兩個50%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對此，當火電完成了60%的脫硫時，全國的減排量才不到10%。王志軒認為，非電煤的50%對環境質量來說才是主要污染源，因為電廠主要在城市以外，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最大落地的濃度一般在煙囪下方3到5公里，如果離城市幾十公里基本沒影響。而散燒直接影響城市的環境，通常所說的環境質量主要是指影響人的日常生活的環境問題。所以解決環境質量問題應該首先解決這50%的散燒。對于電廠排放大氣污染物形成的二次污染問題，需要通過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系統控制、分清主次、有針對性解決，而不是“一刀切”。
不苡兇家提議，在城市散燒的部分用電和氣來替代煤，用大的光熱電廠替代小鍋爐，鋼鐵、水泥廠等也要加快控制。所有這些應該納入政府的總體規劃，而非各自為政。
“電廠的減排‘十一五’脫硫已經做到了絕大部分的有效控制，脫硫裝置幾乎100%，效率大約是85%，現在再花上千億和增加運行成本解決剩下的10%(因為百分之百不可能)，其環境效果和經濟代價合算嗎？如果把錢花在非電煤的50%，效果會更好些。當然，火電廠氮氧化物的控制在‘十二五’期間是重點，關鍵是‘過嚴’和‘一刀切’的問題。”王志軒說。
既然解決散燒更為迫切，為什么不去做？發電企業的話或許更有代表性，“從約束角度來說，五大發電集團都是中央企業。中央企業最好管。不論是國資委還是電監會都要管。央企每年都要簽節能減排責任狀，不完成就降-，所以央企領導不能像民企老板一樣我行我素。國家簽訂京都議定書，要減排20%，隨即就把指標分攤下來，執行不了也得執行。”
楊金田也笑言，畢竟發電企業是大戶，要管肯定從大戶著手，對于散燒，由于技術狀況不同，小鍋爐不可能制定與電廠同樣的要求，一個小鍋爐花那么多錢做改造不值得。
不過，國家也在試圖解決小鍋爐的問題，要求電廠做熱電聯產，由大型發電企業來進行城市供熱。但是問題就又出現了，某發電企業負責人對《能源》雜志記者抱怨道：“要電廠供熱，國家又不給政策，供熱費用不能到位，徒增了供熱電廠的經營負擔。我們很多供熱電廠，都是在虧本供熱。”
不得不承認，電力企業的抱怨也不無道理。問題總是接踵而來，如何合理解決這50%非電煤的排污問題，達到總量的平衡，或許還有待環保部門甚至政府的統一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