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階段，我國以工業為主、重工業占較大比重的產業結構格局不會有大的改變，對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高需求的格局仍將持續。緩解資源環境壓力，主要著力點要放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上來，以此平衡保持平穩較快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壓力加大之間的關系

我國目前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推進階段。在這一階段，以工業為主、重工業占較大比重的產業結構格局不會有大的改變，對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高需求的格局仍將持續。人為改變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壓低工業比重，既不合理，空間也不大。緩解資源環境壓力，主要著力點要放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改進技術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生產布局結構等上來，以此平衡保持平穩較快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壓力加大之間的關系。

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連續40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尚無先例。我國已經連續30年保持9%以上的高增長，這種勢頭不可能長期持續。在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曾一度下降到6%左右，伴隨的狀況是企業利潤急劇減少，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失業問題突出。由于資源價格上升，加上勞動力等其他要素的成本上升，我國經濟將長期面對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如果說現有經濟發展方式在高速增長期尚能維持，一旦轉入中低增長期，其實質性轉變勢在必行。這就對破解資源缶襯煙狻⒓涌旆⒄狗絞階變提出了時間上的要求。企業盈利模式和整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慢變量”，必須及早著手，持續推進，才有可能在未來增長速度降低時不會出現大的沖擊，并成功轉入雖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但增長質量和效益顯著提高、可持續性增強的新發展階段。

以破解資源環境難題為重點，加快發展方式轉變

當前以破解資源環境難題為重點，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有利條件明顯多于以往。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我國總體上已T到了可以爭取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相平衡、相協調的發展階段。一方面，資源環境壓力依然很大，另一方面，解決資源環境領域的突出問題，已成為社會公眾的內在要求，例如，青山綠水、優美環境、節約型環保型的生活方式等，正在成為居民生活質量提高的重要內容。同樣重要的是，新T制的確立和逐步完善、技術進步、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能夠為解決資源環境問題提供體制機制、物質技術和財力上的必要支持。國內社會各界對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高度共識，全球范圍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新潮流，都是以往少有或不具備的重要條件。

新形勢下破解資源環境難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推動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為主線，以深化改革開放、創新體制機制為動力，統籌謀劃、重點突破，盡快形成責任明確、價格有效、法律支撐、政策引導的有利于綠色發展的長效機制；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促進理順內需和外需、儲蓄和消費等重要經濟關系，促進經濟結構調⒑頭⒄狗絞階變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更長一個時期平穩較快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通過一個不太長時間的努力，力爭達到如下目標：價格和財稅關系基本理順；政策法規架構和標準體系初步確立；責任和考核評價體系趨于完善；技術創新推廣⒉業結構調整取得重要進展；綠色消費文化逐步形成。

深化改革，正確處理好一系⒅匾關系

實現上述目標，需要有正確的戰略，需要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尤其是需⑸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形成有利于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而要在這些方面取得大的進展，則需要正確理解和處理好一系列重要關系。

挑戰與機遇的關系。以破解資源環境難題為重點，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要求因扭曲而偏低的資源價格回到合理水平，要求部分由社會承擔的環境損害成本內部化為企業成本，要求在節約資源、提高效率、環境保護上有更多投入，這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業成本，某些以往由于資源環境價格扭曲和體制漏洞而“占便宜”過多的企業可能出現經營困難，甚至被淘汰。同時應認識到，這些挑戰中包含的機遇更多。首先，資源環境成本的完全化和較大程度的市場化，將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迫使所有企業按新的尺度調整投入產出結構，實現綠色轉型。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企業，轉向可持續發展模式，都是在遇到某種重大挑戰或危機時被“逼”出來的。這次危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形成倒逼機制的難得契機。其次，綠色發展不僅是做減法，同時也是做加法，將會帶來巨大發展空間，其中既有技術、組織和制度的創新，也有可觀的經濟發展和就業、稅收增長空間。更重要的是，在節能減排和新能源技術創新的全球競爭中，中國可以利用自身在技術準備、市場潛力、產業配套的有利條件贏得先機。而能否做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則取決于我們參與這場競爭的動性和及時性。顯然，我們對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認識和態度都應該有一個大的轉變：不能僅看成是被動地應付外部壓力，而是我們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不是僅增加生產經營成本，更重要的是帶動降低成本、新增盈利的創新。認識問題、態度問題解決了，挑戰就會轉為機遇。

資源價格改革與放寬準入、鼓勵競爭的關系。有效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要求理順價格關系，但僅有價格改革并不必然保障市場的有效性。如果市場進入受到人為限制、競爭不足，即使放開價格，也難以形成正確的價格信號，還可能出現另一種形式的價格扭曲，如某些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行業，放開價格就可能導致壟斷性漲價。因此，價格改革應當與必要的放寬準入改革相睪稀Ｄ茉春推淥重要資源領域傳統上大多有行業集中度較高的特點，但隨著技術進步、全球化、競爭機制和政策的改進，可競爭的范圍和程度都有所增加。例如，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石油、煤炭、鐵礦石等基礎能源和資源產品事實上都處在全球市場體系之中，即使以某種方式對國內外市場乜，也無法避免來自國際市場的競爭。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的普及，使能源資源產品的可交易性大大提高。在傳統的自然壟斷行業，也可以通過特許經營權的競爭而使在位者不敢懈怠。而近年來碳交易市場的興起，則是信息技術、交易技術和政府管制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目前毓能源資源領域的部分行業和環節仍存在比較突出的行政性壟斷問題，不僅是民營資本，就是行業外的國有資本也難以進入。在這些行業通過整頓提高集中度的過程中，也有一個保持市場必要競爭性的問題。

結構調整中鼓勵先進、淘汰落后與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關系。結構調整意味著優勝劣汰，要求“鼓勵先進，淘汰落后”。但在界定先進和落后時，一種相當普遍的尺度是規模大小和技術高低，經常還將高消耗、高污染與小企業掛鉤。于是結構調整的基本手段就成了“壓小上大”。這種做法在實踐中很容易與發展中小企業的政策導向相沖突。事實上，如果以市場經濟中的企業競爭力高低作為判斷“先進”和“落后”的尺度，則規模大小、技術高低與企業日力并無必然聯系。規模較小、技術偏低，但適應市場需求的企業可以有很強的競爭力；相反，規模大、技術檔次高的企業也可能陷入經營困境。過度消耗和污染既可能出現在小企業，也可能出現在中型和大型企業。正確的政策不應以規模大小和技術水平高低為尺度，而應以消耗、污染、熱、質量等標準為尺度。對各種企業應一視同仁，誰有問題就解決誰的問題。治理手段應當是鼓勵達標者或“標內”者，限制或淘汰未達標者或“標外”者。在大小企業的關系上，應倡導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達標”的前提下以大帶小，大小結合，共同發展。

價格改革與社會承受力的關系。由于以往的資源環境價格扭曲主要表現為價格被人為壓低，理順價格關系在不少情況下會出現某種形式的漲價。社會的承受能力，特別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承受能力，價格調整后對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就成為價格改革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推進價格改革，一方面要與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相適應，避免或減少不利影響；另一方面，設計新價格機制時，對促進節能倥擰⒒航饈杖敕峙涿盾應更具針對性。如階梯式價格，在保持消費者生活必需部分較低價格的基礎上，應主要針對超額消費部分提價，使之兼顧發揮價格積極作用和減緩對普通居民沖擊的雙重功能，這比較適用于水、電、燃氣等日常消費品。此外，給低收入階層以直接補貼，也是緩解價格俑锍寤韉難≡裰一，其好處是所謂的“花錢買機制”。

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關系僮試椿肪沉煊虻惱府與市場關系較其他領域更為復雜。除了通常所說的二者之間關系的一般特征外，還有一些新的特征。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隨著碳排放交易而發展起來的“配額—交易”(cap-trade)機制。其中，政府控制碳排放的總量，并以某種方式分配到不同的地區和企業，而地區和企業在完成配額過程中，可通過交易而使減排的社會成本最低化。這種政府控制總量、通過市場交易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思路，在治理資源環境其他方面問題時也可借鑒。例如，在消耗、污染不達標且產能過剩的行業，政府可以給出一個與原產能相等的“達標”產能配額，既可以由原企業增蠼諛薌跖磐蹲矢腦煸有設備，或新投資建設達標工廠而實現，也可以由原企業將產能配額指標賣給其他企業，由收購者通過改建或新建而實現。這樣做的好處是，在實現產能控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目標的同時，保護原投資者的合理權益，優化配置企業資源。(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