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預測，未來50年里，氣候變化及其應對的主題將貫穿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在如何開展減排的機制上，各國有了一定的共識和成果——從氣候議題的高度復雜性來看，任何進展和變化，即使很小，都可能具有深遠影響。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剛剛落幕，結果并不意外。對此最感失望的恐怕是東道主城市哥本哈根，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它就不能像京都一樣被隆重載入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史冊，只是一個配角。但它仍然是一個新起點：可以預測，未來50年里，氣候變化及其應對的主題將貫穿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

關鍵在于，哥本哈根之后，下一步會怎么走？中國怎么辦？細讀《哥本哈根協議》，雖然在最為關鍵的減排幅度問題上，各國沒能取得有實質意義的進展；但在I何開展減排的機制上，有了一定的共識和成果——從氣候議題的高度復雜性來看，任何進展和變化，即使很小，都可能具有深遠影響。

可能另行設計推動國際減排的市場機制

在本次會議達成的協議中，共提出了三方面的氣候變化應對機制，需要一一解讀。

首先是互助機制。協議書中多處提到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應對氣候變化的各種支持，其中兩處提到具體的支持金額承諾。這并不是發達國家單邊的道義支持，而是其國家利益所在。因為如果不能及早向面臨氣候變化威脅乃至災難的國家和地區提供支持，由此滋生的貧困將給國際社會帶來安全隱患，最終必會波及發達國家。在此意義上，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氖親躍齲也是造福國際社會。所以，協議書提及的各種看起來是“單向”的支持，應理解為基于各自利益的雙向互助機制。

其次是技術機制，包括技術進步與技術轉移。在認同全球氣候變化事實的基礎上，協議書提出應建立技術機制來加快減排和強化應對措施。突出強調技術自能言之成理，但由此反映出來的“技術決定論”傾向值得關注。如果無法進一步明確規定各國的減排責任，那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主導浣與擁有技術的先進程度相關，會使技術相對領先的發達國家受益。

最后是市場機制。協議書第七條提出，全球應尋求多種途徑，包括利用市場機制在內，來推進減排行動，提高減排效率。這意味著應對氣候變化應對仍將延用市場交易的方式，但究竟是否延續《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幾種交易方式，尤其是對主要發展中國家影響甚大的“清潔發展機制”，本次協議沒有明確。但如前所言，協議已提到專門針對不敬錆頭⒄怪泄家的互助機制，在此情況下，未來很可能不再執行具有“南北援助”性質的“清潔發展機制”，而另行設計推動國際減排的市場機制，最大的可能是與國際貿易體系掛鉤，這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動向——如果碳交易被整合到國際貿易體系中，將對全球經濟結構和秩序帶來重大沖盡

發達國家將在國際貿易中設置“碳壁壘”

在本輪氣候談判無果的影響下，應對氣候變化在哥本哈根會議后將選擇“先易后難”的行動路徑。目前最難解決的問題是確定各國的減排規模和結構，這在短期內顯然無法突破，只能維持p狀。但以上三種減排和應對機制的運作，操作相對容易，而且環環相扣。

從此次會談的艱苦過程看，可以預計，在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后，國際社會的減排框架可能不復存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將進入“去總量化”的自愿減排階段，各國將基于安全、經濟、能源和局部環境等非氣候目標采取減排和應對措施，“非氣候因素”將引導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與此同時，全球將進入“碳壁壘時代”。盡管哥本哈┗嵋樵則上認同各國在減排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但如果不能將這一原則量化為具體可操作的減排目標，而僅僅是推動資金或技術轉移等支持，那么在目前的國際經濟結構下，這些所謂“支持”的資金來源其實是發展中國家自身。更為嚴重的是，眼下各類產品的“碳密度”標準正不┨岣擼發展中國家受限于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的經濟結構，無法擺脫經濟發展中高度的“碳依賴”，很容易在國際貿易中遭遇發達國家針對產品和服務的“碳密度”而設置的“碳壁壘”，比如“碳關稅”、“碳配額”和“碳標識”等等。

我們應盡快建立完整的碳稅和碳交易制度

依照上述趨勢，中國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在上述三項減排機制的操作中，尤其在技術進步和轉移方面，中國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國不僅擁有一批可以在全球推廣的減排技術，還可在消化吸收發達國家技術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創新G發展出適合本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技術，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共同推進技術轉移。

同時我們應盡快在國內建立完整的碳稅和碳交易制度，并通過補貼將碳稅和碳交易費在最大程度上返還到生產和消費領域。這一方面可以提高碳的利用效率，調節生產和消費，并降低應對氣候變化措施給生產和消費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可以加速國內碳交易市場的形成，以在國際貿易中出現可能的大規模“碳ɡ蕁敝前做好準備。

我們還應完善低碳經濟的培育和發展機制，通過教育、人才、技術和金融等的發展，提高本土企業在低碳經濟上的競爭力，重點在于借助政策引導擴大本國的低碳經濟市場，只有當我們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龐大市場，新能源等的產品、產業才可獲得長足發展，從而堅固低碳經濟的基礎。

                                （作者為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