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會議之后，京都議定書模式實際上走到了盡頭，談判實質轉變成排放大國之間的政治博弈。

2011年德班氣候變化大會落下帷幕，它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長期合作行動計劃、綠色氣候基金和2020年后減排的法律安排等方面取得了成果。從表面上看，德班會議從形式上保住了《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在2017年之前繼續“雙軌制”，達到了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大國的主要預期目標。

但實際上，2011年德班會議成果顯示，京都議定書模式走到了盡頭。新興發展中大國最終接受了在2020年之后實施量化減排的協議，對于處在經濟快速增長期的新興發展中大國來說，實施量化減排，將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沖擊，因此2012年開始的2020年全球減排路線圖建設至關重要。

南北矛盾弱化

德班會議出現了三個出乎意料的地方。首先，發展中小國、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站在歐盟的立場上，這些國家特別強調他們的利益目標和新興發展中大國的不一致； 第二，美國談判代表先據后恭，也不顧國會共和黨的一致批評，毅然支持2020年的法律量化減排框架；第三，歐洲在經濟危機籠罩下，德國、挪威、英國等紛紛拿出數千萬的資金提供給綠色基金，贏得了國際輿論的好評。

三個意料之外實際上預示著，德班會議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之前氣候變化談判的基本矛盾圍繞窮國與富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展開，盡管發達國家內部有美國代表的傘形國家集團和歐盟集團的分歧，然而圍繞“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發達國家率先承擔歷史責任”等方面的南北斗爭鮒筆搶屆氣候變化政治的主線。

但是德班會議的結果導致南北矛盾弱化，“誰承擔減排責任，減多少”成為重中之重， 正如歐盟氣候變化談判代表會后所指出的那樣，“《京都議定書》將世界一分為二，分成窮國和富國，德班大會則要求每個國家都需要接受相同的法律約束力。”導致這個局面產生的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氣候談判中主要力量有三股：歐盟、傘形集團、77國集團+中國。歐盟的立場是愿意延續《議定書》T第二承諾期，但前提是所有國家必須在2015年達成一份在2020年之后的有法律約束力的全面減排協議。

傘形集團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該陣營一直是以美國為首，主張中國、印度等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必須同樣接受強制減排。但本次會議上傘形集團有所分裂：美國維持原來主張，日本、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等國則明確表示不接受第二>諾期。另外，還有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部分發達國家也不接受第二承諾期。可見，發達國家陣營有各自的目標，但在要求發展中大國承擔減排責任方面基本是比較一致的。此外，由于發達國家是延續《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主體，掌握著主動權，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談判中占據優勢地位，并由>向新興發展中大國國家提出要求。

其次，發展中國家陣營分裂較為嚴>，同為發展中國家，同樣尋求經濟發展的空間，但在氣候問題上的訴求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對立。

小島國聯盟由于在氣候問題上面臨滅頂之災，所以要求實施最為嚴厲的全面減排措施；而“77國集團+中國”中的最不發達國家也由于自身沒有能力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加上發達國家的拉攏，因此也要求實施全面的減排措施。于是小島國聯盟聯合最不發達國家一齊向新興國家施壓，要求中國等國家接受強制性排放的協議。

此外，發達國家還成功地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陣營。發達國家將中國等新興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區別對待的做法，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認為中國等國家是氣候談判中的累贅，只有將這些國家排除出自己的陣營，才能從發達國家那獲取更大的利益，于是這些國家轉而向新興發展中大 國家施壓。

新興國家壓力倍增

認為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大國應該減排的有歐美等發達國家、小島國聯盟、最不發達國家以及部分被分化的發T中國家，其總數已經遠超半數談判成員國。在德班會議上，以“歐盟路線圖”為代表，最終得到了190多個國家中的120多個國家的支持；再除去反對實施減排的OPEC和俄羅斯等國家，剩下的新興發展中大國顯得比較孤立，面臨的壓力巨大。在這種情況可以看出德班氣候變化談判的過程和動T，暗示了中國、印度等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危機，和國際再定位的迫切挑戰。

因此，德班會議上，要求從2013年起執行第二承諾期，保證了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結束后不會出現法律的空檔時期。大會確定綠色氣候基金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框架下金融機制的操作實體，成立基金董事會，并要求董事會盡快使基金可操作化。

大會還確定開始討論歐盟所提出的2020年之后全球減排路線圖。德班氣候大會成立了德班增強行動平臺特設工作組，其本意就是修改《京都議定書》模式，把以前的雙軌制談判進行并軌，即以往“談判發達國家減排的京都議定書軌道”和“討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長期合作軌道”并軌為2020年全球減排路線圖。

按照這種提議，該工作組將主要負責制定一個適用于所有締約方的法律工具或者法律成果，這項工作將于2012年上半年開始N不晚于2015年結束。各締約方要在工作組工作的基礎上，從2020年開始根據該法律工具或者法律成果探討如何減排，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歐盟的本意是2020年要根據法律協議來進行全球減排，在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強烈反對下，在巴西代表的調停下，最終在文本中用法律工具代替了法N協議。然而2020年一旦開始實施嚴格法律意義上的量化減排，新興發展中大國將會面臨重大壓力。

對中國而言，作為全球第一排放大國，中國人均碳排放水平已經超過一些歐洲國家，對內促綠色發展、對外謀發展空間的挑戰日益增加。《德班協議》達成之后，各國執行減排的任務已迫在眉睫，如果談判達成2050年全球碳排放減半的目標，那么全球的排放空N約為105億噸二氧化碳。而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碳排放仍然會持續增長，僅中國和印度兩國，2030年的排放量就會超過100億噸。

從長期目標來看，歐盟和美國將繼續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因此，必須深刻認識到，發達國家成功地通過《京都議定書》把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抗轉化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對抗，目前發達國家既希望通過第二承諾期-較量，把國際減排斗爭轉化為新興大國（以中國為代表）和傳統大國的競爭，由此則可以延緩中國的崛起和發展，繼續維持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與公共政策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