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前夕，中國正式對外宣布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決定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這不僅表明中國已下決心把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納入戰略軌道，使之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而且對世界經濟增長模式由傳統的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也有積極的推動和示范效應，是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又一次再造。

中國之所以格外重視節能減排，采取實際行動積極推進低碳經濟，首先是放眼全球，放眼21世紀全人類的福祉。21世紀是世界大轉型的世紀，這種轉型囊括了從經濟到政治、從觀念到器物、從國際秩序到治理模式等各個層面，其中最重要的轉型就是世界經濟增長模式從傳統模式向新的低碳模式型。

迄今為止，人類相繼經歷了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等不同發展階段，其中工業文明以英國工業革命為起點，迄今也不過300年左右。在此300年間，人類財富實現了爆炸式增長，人們的生產、生活和消費方式也實現了革命性變化，生活確實更富裕、更便捷了。但是，這種爆炸式經濟增長也是以能源和資源的“爆炸式”消耗和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毀滅式”破壞為代價的。據相關專家、學者和權窕構統計，在20世紀的100年間，全世界共消耗了1420億噸石油、2650億噸煤、380億噸鐵、7.6億噸鋁、4.8億噸銅。如照此速度消耗下去，世界主要能源和資源將在下一個百年基本枯竭。

不僅如此，“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工業化模式還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地荒漠化、地球氣溫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物種滅絕、各種傳染性疾病流T等。包括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比利時馬斯河谷污染事件等在內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尤其轟動一時，令全世界為之色變。

其次，中國下決心加大節能減排力度，積極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向低碳經濟轉型，也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接受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與教訓，以爭取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確保13億中國人及其子孫后代的萬年福祉。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歷了長期高速增長。一個10多億人口的大國，連續30年保持近10%的年均增長率，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中國近30年主要是學習、參照甚至照搬西方增長模式，這導致中國在“趕超”西方經濟的同時，也在“趕超”西方曾經歷過的“三高一低”。以能源、效益、效率為例，目前中國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只及日本的10.3%、歐盟的16.8%、美國的28.6%。單位GDP耗能若以日本為1個單位，則德國為1.5個單輟⒚攔為2.67個單位、中國為11.5個單位。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8年中國消耗了27.4億噸煤、3.6億噸石油、5.4億噸鋼材以及13.7億噸水泥，當年中國人均GDP則僅及美國的大約7%和世界人均GDP的30%。照此增長模式，中國人均GDP如要達到美國的水平，年資源消耗量要再增加十幾倍。

不僅如此，近年來中國以燃煤為主的高碳經濟增長模式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全國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數千億元人民幣。如不改變“三高一低”的傳統增長模式，即使能源、資源能滿足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中國的環境也將不堪重負T這同時也是近年來“中國資源威脅論”“中國環境威脅論”在國際上不脛而走的一個借口。

總之，無論是著眼于適應世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大潮流，還是著眼于中國崛起和中國人民的福祉，中國都必須改變傳統的“三高一低”增長模式，堅定不移地走低碳經濟之路。為此，中國一是要理清長期發展和節能減排之間的辯證關系；二是要在全球博弈中理清中國的發展權與節能減排義務之間的辯證關系；三是要積極謎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尤其要積極應用新技術，如積極開發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新能源等。此外，還要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從技術上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數據，真正弄清楚“石油峰值論”“環境恐慌”等概念的內涵、底線，切不可人云亦云，切不可一味“跟著感覺走”或“跟夢鞣階摺薄

（林利民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