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坎昆氣候變化會議在即，公眾預期一降再降，“賣空氣”的碳交易從業者執著而焦急地等待國際談判的星星之火。
“我個人認為碳市場是會存在的，雖然大家在怎么樣設立碳市場存在分歧，但是沒有一個國家 不要設立碳市場。”CDM執行理事會委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中國代表團成員段茂盛教授表示。
然而近兩年以來，在歐盟碳排放交易計劃下，碳的價格始終在15歐元/噸以下徘徊。對此，段茂盛認為，2012年之后國際制度的談判，是對目前國際碳市場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
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休恩則對記者表示，雖然我們要有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夠真正找到一種正確的方式來做這個事情，但我們不一定非要等。
“我們要有這樣一種好的期待，就是相信未來一定會建立起這樣的體制，它會不斷地取得進步。”休恩表示，“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需要了解所有的參與方他們到底在想什么，比如中國或者美國到底在想什么。”
尷尬的CDM
《京都議定書》規定了三種靈活機制：聯合履行(JI，JointImplementation)、清潔發展機制(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和排放貿易(ET,EmissionsTrading)，這構成現在國際履約碳市場的基礎。
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盟市場最高碳價格曾達到每噸20多歐元，現在是10多歐元，當然也并沒有完全崩潰。段茂盛表示，目前問題在于，《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結束后，2012年之后到底發達國家的減排指標是多少，能不能用碳市場的指標還不清楚。
CAMCO公司北京代表處資質總監莫芝函對此種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困擾深有感受。
“CDM項目的開發流程，你們問所有做過CDM的人，酸甜苦辣，非常的辛苦，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要求你必須變，我們得不停地跟著規則變，”莫芝函表示，“這就給開發商，給業主，給買家都再來了不確定的風險，即我前期可能投入很多精力、人力、財力去注冊這個項目，若這個項目注冊不成，幾年全浪費了，而且項目開發時間越來越長。”
同時，“在中國，因為涉及國家和國家之間減排量的交易，所以國內有一個流程，我們國家批準項目的減排量可以賣給這個買家，批準后兩家才可以進行交易。”莫芝函表示，一個項目從開發、合作協議簽訂一直到最后注冊，順利的話要18個月，即將近2年的時間；如果不順利的話，例如完整性核查你沒過，回去再補，補完以后再來排隊，排隊就要4個月，如果是復審，又得增加4個月，所以一個項目周期是三年的時間。
CDM帶動了整個碳市場的發展，也帶動了各個發展中國家的減排，但實際上CDM機制現在走得越來越極端，EB的規定越來越嚴，“尤其是這兩年，由于談判的不確定性，買>、業主都在猶豫。”莫芝函表示。再加上，如果發達國家減排目標不確定，量不確定，后《京都議定書》的量也沒有增加的話，這樣就不會再有流動了，所以這是個不確定性。
由于剛才的諸多不確定性，加之EB注冊的周期越來越長，國際碳市場的價格一直在走低，現在是比較蕭條的時期。莫芝函表示：“以前我們公&做一個項目都是兩三百萬噸，現在做一個風電或者其他的，最常規的是十幾二十萬噸的減排量。”
“如果沒有新的發展空間、沒有新的指標，CDM的發展、未來CDM市場的發展還是受到限制的。”她表示。
按行業減排建立碳市場
前不久隨英國首相卡梅倫訪華的休恩曾在上周一個小范圍見面會上，對記者發表了他對中國碳市場的看法。
“CDM是一個非常好的手段，使得中國能夠有這樣的機會，通過一方面采取行動，而進一步發展自己。但是清潔發展機制本身由于它的特性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審批程序非常慢，按照基于項目的審批方式很難滿足未來碳市場不斷擴大的需求。”休恩認為，“所以我們必須要帶來一些重大的變革，我們需要有一個更大規模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機制，能夠取代清潔發展機制，它是按照不同的行業來運行的，而且會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
“中國現在能夠實施這樣一個機制，并將這樣一個機制和全球市場進行接軌，它必將成為這個領域的領導者。”休恩甚至提到了將碳市場相連接的設想，“所以我們建立起來一個碳市場，全球的碳市場可以連接起來，我們看到在不同的交易中可以建立這樣一種聯系。”
“中國現在正在制定下一個五年計劃，有這樣一些試點的項目，要建立起一個市場機制，將會在一些主要的城市和重點行業建立起國內的碳交易體系，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休恩表示，中國要建立起在碳交易機制上的示范工程，這個領域因為英國開始得比較早，知道中國現在正在制定新一輪的五年計劃，所以想在碳交易方面的經驗能夠幫助中國作出有效的決策。
休恩談道：“我們必須要建立起來一個可預測的、長期的框架，企業的人總會覺得政府的人也不那么可靠，過四五年，新一輪選舉他們就下臺了。所以我們所說的碳交易的機制必須要確保一種監管的確定性，它使得這些企業能夠把碳的價格融入到他們的商業運行計劃中，而且在幾十年的過程中都能夠有可靠性。”
“這樣他們就能夠在這個方面給予大量的投資，而且從長期看他們這些投資能夠獲得相應的回報。如果他們能夠有這樣長期的預測，就能對政策做出反應，”休恩表示，“比如2007年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獨立的調查，我們發現在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中65%的企業在做投資規"的時候都將碳交易價格包括在其中了。”
段茂盛認為，在休恩所提到"分行業減排方面，如果看最近的文件，2009年國務院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有一個關于氣候變化的工作報告，還有最近剛剛發布的一些文件中，都提到排放權交易，實際上就是非常類似的。
“碳排放權交易是將指標分配給企業，至于是在全國范圍內操作還是在行業層面操作，那是需要考慮的問題。”段茂盛表示，這是一個大趨勢，國內要進行這方面的試點，但是從什么樣的行業開始、什么時候開始現在還在討論，有人認為可以在電力部門開始，因為電力部門企業比較少，統一基礎比較好，然而現在國家并沒有確定。
“目前政府宣布下降40%~45%的碳排放強度，這是個相對指標，同時政府把減排指標列入了2012年政府強制性減排的目標，這和原來是不一樣的。”莫芝函表示，只要是強制性的，會下決心去抓，大環境>相當有利于發展國內碳市場。
不過在減排方面，中國目前由于所處發>階段，不會有總量控制，而只有強度控制的概念。段茂盛也承認：“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無論是行業也好還是整個國家也好，有很多前提條件，最重要的條件是要有一個上限，沒有上限就沒有指標。”
但段茂盛覺得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在各種各樣統計的基礎都沒有，整個體系最基本運行的條件都沒有，要大規模運行的話是有非常大的風險。
雙軌制談判下的碳市場困惑
目前，在雙軌制下，即在議定書特設工作組(AWG-KP)以及長期遠景特設工作組(AWG-LCA)下都有涉及碳市場方面的談判，在坎昆:兩個特設工作組的爭吵還會繼續，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全球碳市場的走向。
其中，在AWG-KP下，任務為討論2012年之后發達國家的減排任務是什么，段茂盛表示，這其中涉及到和CDM的相關談判。
發達國家認為，要討論2012年之后的減排指標，首先需得知本身的減排潛力有多大，有什么樣的國際合作機制可以幫其實現減排義務，段茂盛表示：“他們的邏輯是你在討論我的指標之前必須說它是可行的，如果你給我定一個指標，分析完減排潛力之后是不可行的，那就是不合理的。”
而關于CDM實體性的談判，實際上是在2008年3月份泰國曼谷會議，決定排放貿易和基于項目的機制可以繼續作為附件一國家實現他們減排義務的手段之一。段茂盛表示，這表明發達國家在2012年之后還可以繼續用CDM、排放貿易作為履行義務的減排方式之一。這是給國際市場發出了信號，CDM這種機制還可以繼續。
然而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很大的爭議在于特設工作組的勻ǎ段茂盛表示，因為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認為特設工作組的授權是非常清楚的，根據《京都議定書》的第3.9條，就是討論發達國家2012年之后的減排指標是什么樣的，當然討論你的減排指標的時候，可能也需要對《京都議定書》其他部分的文字做修改。
但發達國家不那么認為，他們認為特設工作組是開放的授權，甚至把議定書90%都做修改。段茂盛表示，所以，這是兩大特設工作組在討論過程中非常核心的問題，這個核心的問題也影響到CDM的討論，他們提了很多關于CDM改革的建議，發達國家說如果要執行你這個建議，就會導致議定書做很大的修改，有的國家就不這么認為，大家一直爭執不下。
同時，在AWG-LCA之下有包括利用市場機會的談判，在這里也會涉及到一些關于碳市場的內容，段茂盛表示，這2談判啟動得非常晚，關于碳市場的談判就更晚，是在去年年中才開始的。
但是這個工作組的分歧比AWG-KP下的分歧還大。段茂盛表示，這其中還有所謂的新的市場機制，就是不同于CDM、JI的市場機制，簡單說就是部門的減排方式。
段茂盛表示，比如中國有近1000個項目已經做成CDM項目，得到聯合國認可，絕大多數都是在電力部門，都是風電、水電。
但是電力部門的排放還是不斷往上漲，段茂盛表示，因此有些談判方認為，在這個部門做了這么多項目，排放還是往上漲，干脆不要一個一個項目做了，就給電力部門設一個排放上限，這是所謂部門減排的大概念。
棵盛表示，但在這里就體現不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區別了，因為如果將經濟里主要的排放部門都覆蓋了，那部門排放和國家排放就沒有區別了。
在公約下關于是不是要設立市場機制，大家分歧很大，當然發達國家希望設立一個市場機制。段茂盛表示，未來的國際碳市場是什么樣的，首先取決于碳市場談判，我們可能面臨的一個實際問題是碳市場進一步分割還是整合。
